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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考霸梁真吾 炮声中逃难学习

[摘要]梁真吾,1927年生,在1946年考上国立中央大学,算是名副其实的“考霸”,三年高中生活,几乎都在炮声轰隆中度过,在炮火和逃难的环境中还能苦中作乐地读书是怎么做到的?
民国考霸梁真吾 看到高考画图题“懵”了

梁真吾和同学们合影(右一)。

1946年8月的一天,烈日似火,梁真吾拨开人群挤进报刊亭,买到一份《中央日报》,他凑近报纸,从密密麻麻的名字中发现自己姓名,兴奋地跳起来大喊大叫。他被国立中央大学水利系录取,即将跨入当时最高学府。

70年过去,他对高中生活和赶考经历始终记忆深刻。怎么在炮火和逃难的环境中还能苦中作乐地读书、考试呢?89岁的梁真吾时而大笑,时而沉默,时而摇头,时而皱眉,仿佛所有的情绪用尽才能展现那段充满硝烟的考试路。嘎吱作响的教室,拖着尾音教授三角公式的数学老师,要求背英语字典的英文老师,用古文当教材的国文老师等,这些场景在炮火一来,旋即变成四处逃窜的窘境。甚至,逃到哪里学到哪里才是他高三最后一学期的生活。

有人开玩笑说他是“考霸”,他非常认真地站起来,欲言又止,似乎想反驳,但又默认。或许,在他们高考的年代,在名校榜上有名的背后,更多的是面对赶考路上的一波三折,有着非常人战胜困难的毅力。这是跟如今相比,不一样的挑战。

炮声中一边逃难一边学习

走进长沙市岳麓区西湖丽景小区梁真吾家,他已经开门等候多时了,听到有人喊他“考霸”,他摆摆手,退到沙发,显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们那个年代高考跟现在不一样,并不是所有成绩冒尖儿的人就能考上名校,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招考标准,只能说我是执着且幸运的。”他用手越过头顶,比划出飞机绕圈的轨迹,“我三年高中生活,几乎都在炮声轰隆中度过的,可没有如今孩子们上学这般幸福。”

1942年,娄底人梁真吾从长郡初中70班毕业,考上了长郡中学和妙高峰中学。他记得那时候台儿庄大捷,学生在街上游行,只有长郡的学生经过时是很规矩的,于是就选择继续在长郡读高中。那时候高中部只有三个班,每个年级一个,他进入高17班,成为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也就在这一年,抗战局势越发紧张,很多学生与家庭失去联系,他们学校所在的蓝田也时不时能听到炮声和飞机的轰鸣。

“刚进去那会儿,班上有六十多个学生,可读着读着就少了,到最后只剩下三十人左右。”梁真吾记得班上的同学都比他大,有的还成家了。那时候学校生活非常艰苦,初中部原是一栋集散安化茶叶的木板房,用板子隔开,一共隔了六间,一个班的老师讲课,隔壁班的学生都听得清清楚楚。下课后,有时候年纪小的同学在过道上追赶,脚步稍微重一点也能使邻近教室受到震动。他是个调皮的学生,跟年纪大的同学玩不起,就常去找初中部的小同学玩,一下课不是趴在桌子旁玩弹珠,就是追着小同学到处跑,跑的声音其他教室的人都能听到。他记得有一次,跟同学扔豆子玩,自己反手扔别人的时候还将豆子全部打在校长鲁立刚身上,吓得要死,校长居然只训斥了一句:“还不去教室读书。”

“高中部设在相距半里的湘乡会馆内,它将一间大厅辟成两间做高二、高三教室,中间留下一不宽的走廊,通往办公室和东西两厢,西厢楼上设置两间教室,高一、初一的教室,楼下则改成学生食堂和寝室,非常潮湿。”那时学校招收的都是男学生,来自长沙周边的十二个县,大家都住校,当时的床位上下铺,真是拥挤得不得了。梁真吾的高中一年级苦了点,还算平顺,可到了高二,长衡沦陷,日本打到湘潭、湘乡一带,转而攻打邵阳,这时候蓝田附近的炮声愈加密集,班上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到了1944年的暑假,战事逼近蓝田,同学们开始逃难、转学,只剩下三十多人。

“人心惶惶啊,到了1945年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快失学了,都着急。”梁真吾记得,湘西会战期间,所有的学校都在往西北迁,这时候幸亏校长提出了“能学一点是一点”。长郡中学搬到离蓝田五十公里的樟梅乡后,再艰难,老师还在坚持为学生上课。那是他读高中的最后一学期,晴天的时候,老师找到一块空地,拿出小黑板挂在树上给学生们上课,碰上下雨天或者突发的情况,学生们几乎处于停课状态。“我们肚子都填不饱,吃的东西是当地人平时拿来喂猪的。”他还记得那时候有同学发牢骚,“喂猪的东西都给我们吃。”在这种情况下,梁真吾高中毕业了,没有会考,没有毕业典礼,校长直接给毕业生发了毕业证书。

代数、几何,用英文做练习题

湖南省档案馆还保留了一张70年前,梁真吾在长郡上高中的成绩表,成绩单上并没有文理分科,学的科目有公民、国文、英文、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体育、军训。他这张成绩表上所记录的成绩并不像学霸那般,大多是七八十分,上90分的成绩很少,甚至还有些缺考、补考的记录。长郡中学校友会秘书长江荣光看到这张成绩表后解释,在那时候,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当时没有统考和联考,基本都是学校自拟题目。“我记得那时候考物理,就三道题,少打一个括号扣17分,一个标点错误都是扣分,很多同学都很难及格。”梁真吾回忆起自己的物理老师看到大家的成绩后,会说一句:“就是怕你们骄傲,才出难题。”

“我们没有教材,每节课的内容都是老师自己选编的。”梁真吾印象最深刻的是数学老师杨少岩,他用的是国外教材,有范氏大代数、霍尔奶特三角、斯盖二氏解析几何。杨少岩老师教长郡、妙中高中部三个年级六个班的数学,每周三十六节课,超负荷上课,可从未缺过课。杨老师上课只带两支粉笔,一本教材(教材是给学生布置作业用的),从一块黑板开始板书,用吟唱的方式教学,常常黑板最右下角的句号打完,下课铃就响了。“你不知道啊,他讲三角公式那一节,把sinC写成像一只拖着长尾巴的小老鼠,边念边写,像是在挥指挥棒,大家不像上数学课,反倒是在上音乐课一样。”这种教学方式引发了学生们的浓厚兴趣,在此之前,梁真吾并不是很喜欢数学,可遇到杨老师的教学方式,他经常期待上这堂课。高一第一次月考,他数学考了高分,老师当众表扬他是“像坐飞机一样”的进步。他还坦言,他和同学徐秉衡都是爱好文学的,就是遇到杨老师,到了高考才选择了水利系。直到后来,梁真吾与高16班蔡思维(担任合肥大学副校长)讨论他的不少著作,其数学功底,得益于杨少岩老师,就连现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文伏波、曾被聘为纽约科学院士的罗恩泽也回忆,杨老师还让他们购置原版的范氏大代数和斯盖二氏解析几何,用英文做练习。

除了数学老师之外,国文老师也非常尽职,特别注重古典文学,《古文观止》《离骚》《易经》等都是课堂内容,甚至很多学生逃难途中还常带着这些笔记跑到山上朗读背诵。“我国文底子一般,能记住的不多,可我记得英文,我现在还会唱英文歌。”说着,梁真吾唱起了“oldJohn”里的一两句,他甚至还记得老师上课如何用图解方式来教他们记单词。那时候的英文老师是教务主任,叫罗凤清,梁真吾和同学们都有点怕他,他在英文教学中很严格,经常叮嘱学生们要掌握词汇,甚至让学生背字典,“他认为学英文和国文一样没什么巧,词汇掌握多了,阅读课文就容易了,语法中的规律和奥妙自然就心领神会。”这位老师上课常常教学生唱英文歌,他教学就在黑板上将英文歌词写上,不标乐谱,带着大家一句句唱,如:“old John”、“Jesuslovesme”等英文歌曲都是他教会的。“我们上英文课几乎是全英文的,所以到后来,大家的英语底子很好,好些同学还可以直接翻译外国著作。”

那时候的高中课程不管学文学理,地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梁真吾班上的地理课就是校长鲁立刚教的,学的是地理和地学概论,没有教材,校长只要求每人带一本地图和一个笔记本,他在讲台上讲,学生们跟着记,看着学生跟不上他节奏,他就扶一扶眼镜框。学生们在他的课堂上能将一本地图的点和线,城市与铁路,高山和大河清晰掌握。鲁立刚讲课,把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结合在一起讲,学生们很受用,不仅记笔记的速度能和老师讲话同步,还能延伸很多东西。“我记得他讲德国和法国那一课,他说丢一根针放地下,德国人会在地上打着格子找到,而法国人就不会,德国吃土豆的时候煮了剥皮,精打细算的,可其他国度吃土豆不会这样。”鲁立刚这样的课堂让学生们无形中掌握了很多技能,“地理课上学会的听和记同步的技能,后来我在国立中央大学听教授们用中、英语参半的讲授,以及在军事院校听邓大姐、艾思奇、杨献珍等同志像流水般的报告,也能把它的笔记记录下来。”

二十多天赶考路,惊险不断

“大家不要以为我们随便学学就可以参加高考,很容易,那时候考大学何其艰难?我去重庆赶考,在路上艰难跋涉二十多天。”梁真吾添了口水感叹道,1945年拿到高中毕业证书后,就只能四处打听大学招考的消息,稍一疏忽,就错过考大学。

7月初,等候大学招考的梁真吾一筹莫展之际,他父亲带回来时任第十五师师长的化中叔让他赶紧去重庆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的消息,并让他赶往新化与之同去溆浦。这一年,他同学唐飞霄也参加招考,日记记录考试时间为7月29日。

带上盘缠和一些路上必要信件,梁真吾出发了。他从娄底步行80里到蓝田三甲老家,怕重庆物价太贵,购买了几十支“鸡狼毫”毛笔,带往重庆销售,想弥补地区物价差额所受到的损失。又继续行至资水旁的沙塘湾,实在太累了,他就在姑姑家歇了一天。洪水季节,到处涨水,无船,急着赶路的梁真吾只能逮着运煤的毛板船去新化和化中叔会合。就这样在船上通宵一宿,来不及休息,又硬着头皮跟化中叔赶往烟溪,“这里水好急,好险,我第一次听到船工唱号子。”

在转车去溆浦的途中,从未见过汽车的梁真吾在汽车站旁看到了美国汽车,他好奇地和同伴一起爬了上去,还没过足瘾,两个美国士兵靠近,大声呵斥他们。正巧,这时候化中叔撑着伞走过来,美国士兵全然不顾他是一个军官,直接将他的伞掀翻。“他命属下找车空隙把我喊到旅店餐厅,我坐在他对面,他冲我大发雷霆,顺手拿着桌上的杯子朝我掷过来,幸好我躲闪及时。他说他是个军官还要受盟军侮辱,希望我这次考学校一定要学点真本事。”

“我是坐着一辆老汽车去的低庄,那车上放着两条凳子和一把木椅,后来才得知这是木炭汽车,到了蜿蜒山路,转弯差点和其他车相撞,这急刹车一不留神车和人就直接翻下悬崖了,我到现在都心有余悸。”好不容易颠至低庄,又是洪水阻拦,梁真吾只能继续等消息。“想起来真艰难,到达溆浦的时候,在溆浦任税务局长的大伯忙坏了,他那里安排六七个人的食宿都是问题,我只得在一间杂屋内找了两只盛满什物的麻布袋,让它垫着背部和臀部,悬空睡下。”就在溆浦逗留期间,梁真吾的姨妈听他说赶考辛苦,劝他考国立师范,可他不肯,匆匆跟家人告别后,坐小木船赶往沅陵。

“很难想象赶考的日子,简直比逃难还艰难,若不是父亲原来的部属为我奔走三天买到四川秀山的车票,我估计都出不了沅陵。”可车经过泸溪到达所里,和他同住一间伙铺的兄弟去外面上个厕所就被旁边士兵当汉奸抓了起来。梁真吾为了解救同伴,再三强调他们是赶考的学生,士兵才勉强放人。去往酉阳时,又传来不幸消息:前方公路被洪水冲坏了多处,没有一二十天时间,不可能修复通车,但由彭水至重庆的公路完整无损。这时候,赶考的五个人顾不得疲惫,决定步行避走黔江市直插彭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去往彭水的路上同伴告知钱包丢了,焦急地哭起来,梁真吾又只有好心安慰,“没事,我带够了钱,省着点用,你到重庆的费用我包了。”这一路跋山涉水,走了三天。

“到达彭水我才平静下来,算算,我从娄底出发,步行、坐木船、乘汽车、再走路再乘汽车,走走停停,整个行程耗时二十余天。”这一路上,几乎连复习的时间都没有,到了重庆就急着去报名考试了。

苦等一年两所名校榜上有名

到了报名处一掏毕业证,没了。梁真吾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原来就在汽车站买票去往大学的时候,他的毕业证被偷。“毕业证是报名时唯一要出示的证件,没有身份证不要紧,没了毕业证就完了。”梁真吾急哭了,可他没办法,只能看着别的同伴报考,自己赶了二十多天的路,准备了那么长时间,算是白忙活。等到他补办好毕业证,大学招考已经结束。

经过了这么大的打击,梁真吾平静下来,他就待在重庆找了份帮人算账的活,边工作边复习,准备第二年继续考试。

1945年,国立大学及研究机关比较(《教育部检报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及国立研究机关科研人员统计总表》)有一组数据,全国教授级3298人,副教授级1063人,讲师级1647人,助教级1955人,而国立中央大学里教授有325人,副教授57人,讲师113人,助教259人。

看到这组数据,更坚定了梁真吾考国立中央大学的决心。“我只知道那时候我要考就要考好的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最好,我就将它列入理想学校范畴。”

这时,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国立中央大学由重庆搬回南京。到了1946年7月,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高考,国立中央大学发出招考消息,大家蜂拥至南京报考,梁真吾也赶去南京。

“那时考大学跟现在不一样,没有统一考试,都是大学自己招生,你想考什么学校想好了就去考,只要不打零分,很多时候都有希望的。”梁真吾报考了国立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三所学校。

“武汉大学的国文考试好难,我连题目都没看懂,当时就直接打了零分,其他的科目我都没去考了。”梁真吾笑着说自己考试还从未打过零分,在高考时碰到了。考完武汉大学,他又去考了国立中央大学,报考的是建筑系,考试科目有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还外加一门画图,“看到画图的时候我是懵的,我没学过啊,估计也打了零分吧。”不过,那次考试,他其他科目都发挥不错,特别是国文考试,两个题目任选,一个是用文言文写,一个是白话文写作,他选择了自己擅长的白话文。

考北京交通大学的运输管理系是去上海考的,梁真吾记得公布录取名单的那天,正是《大公报》头版登载周恩来和蒋介石庐山会谈新闻的时候,他在其他版面的角落里找到北京交通大学录取名单,看到自己的名字,“那时候天很热,我全然不顾了,高兴地跳起来,还笑了很久。”

被国立中央大学录取的消息稍微晚点,也是登报发榜,“我记得我买了份《中央日报》,在建筑系录取名单里找了很多遍没找到我的名字,正打算放弃,没想到在水利系看到了名字。”梁真吾笑起来,他更确定当年是因为画图打零分才将自己调剂到水利系,但是他觉得很庆幸,因为在那里,他遇到了文伏波。

到后来,梁真吾才知道,那年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有四万人,最后录取1000人,而轮到他们水利系只有32人。前一年的数据中,报考的人数为7670人,复试发榜正取的有983人,“就一年之差,这么悬殊。”

梁真吾并不记得考两所大学时考了多少分,同时被两所名校录取,他并不纠结,因为他一直想去的还是最好的大学。

人物简介

梁真吾,1927年生,高级工程师。先后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水利系及军委通讯工程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后至北京军委总参谋部工作。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文伏波同系好友。

记者手记

所有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在1946年,能考上国立中央大学,算是名副其实的“考霸”,但梁真吾不以为然。他觉得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可比性,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高中学校老师的教育侧重也不同,大家独立的时候较多,就连成绩单也都不见得会有多好看。

他觉得他的成功有偶然也有必然,老师自主教育让他们有了很好的基础,读国文时,除了古典名著,还要涉猎很多东西,也没有统一的教材发到学生手上,这让学生并不拘泥在课本的圆圈里。他们的英文学习是全英文教育,学生走出课堂基本上能跟别人简单对话,数学是采用国外教材,讲最为时新的东西。这些都是扎实的基本功,所以在战争年代,虽然逃难多过安心上学,他们还能坚持下去。

当然,时代不一样,他们所处的是信息不发达的年代,出门靠打听,就连招考消息都是听来的,这不仅考验人社交能力,还在磨砺人的意志。很多人到了赶考时候,因为路途艰难,逗留时间稍长就坚持不住,打道回府,只有那些坚持下来的人,才走到了最后。所以,那时候的“考霸”还要能顶住来自外力的挑战。

当然,梁真吾是那个时代汪洋里考上名校的一分子,只是从他的经历里,能感知成为“考霸”的不易,或许也能与现今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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